分析人士指出，境外国资工作局的设立既是顺应央国企海外业务扩张、资产规模扩大、风险暴露日益多元的现实需求，也是主动适应全球经贸与资本监管变局、统筹国家安全与国资安全的必然选择。
“十五五”开局起步，国资监管体系迎来战略性优化升级。
4月8日，记者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，国务院国资委成立境外国资工作局，主要职责是指导所监管企业国际化经营和境外资产布局优化、结构调整，承担所监管企业境外资产监督有关工作，加强境外投资经营等方面风险防范化解，承担境外突发事件和危机处理有关工作。
目前，国资委官网已更新境外国资工作局相关信息。境外国资工作局下设国际化经营处、风险防范处、监督治理处、应急管理处四个机构，形成分工协同、闭环管理的组织架构。首任局长由朱凯担任，从履历来看，其深耕国资监管领域多年，历任国资委规划发展局副局长，国资委国际合作局副局长、局长等职。
从粗放监管到精准治理
近年来，央企及国企“走出去”步伐持续加快，海外布局广度、资产规模、业务体量均实现跨越式发展。据国资委2021年2月披露的一组数据，彼时央企在海外的资产有大约8万亿元，在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的机构和项目超过8000个，海外员工达到125万。“十三五”期间，央企实现的海外营业收入超过24万亿元，利润总额接近6000亿元，对外投资收益率达6.7%。
亮眼成绩的背后，央国企国际化经营也面临日趋复杂的外部环境，风险挑战呈现“风高浪急、交织叠加”态势。
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、博雅特聘教授田轩在接受《国际金融报》记者采访时指出，央国企“走出去”过程中主要面临以下三类风险隐患：一是地缘政治风险。部分境外项目所在地区地缘政治冲突频发，恐怖袭击、政局变动导致项目中断、资产冻结甚至人员伤亡。
二是合规与法律风险。东道国监管政策与国际规则持续变化，不同国家的监管规则、税务政策、劳工法规存在差异，企业易因合规盲区遭遇合规处罚或法律诉讼。
三是运营与管理风险，包括跨文化沟通障碍、本地化管理能力不足、境外子公司内控薄弱等，导致决策滞后、财务失控、资产流失等问题。
田轩强调，这些风险隐患正从单一维度向复合型、传导型演变，亟需构建专业化、常态化、穿透式的监管机制予以系统应对。
与此同时，长期以来，央企境外资产监管存在严重的“九龙治水”问题。
招联首席经济学家、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向记者指出，在境外国资工作局成立前，央企境外资产和国际化经营的监管涉及国资委内部多个核心厅局，包括规划发展局、财务监管局、产权局、监督追责局、国际合作局等，职权分散交叉，导致政策传导不畅、监管响应滞后。
在董希淼看来，境外国资工作局的设立，将在监管层面实现从“九龙治水”到“统一归口”的转变，形成全链条闭环监管能力，提升监管效率和响应速度。
可以说，此番境外国资工作局的设立恰逢其时、意义深远。田轩认为，这既是顺应中央企业海外业务扩张、资产规模扩大、风险暴露日益多元的现实需求，也是主动适应全球经贸与资本监管变局、统筹国家安全与国资安全的必然选择。
“随着国际形势日趋复杂，地缘政治博弈加剧，境外资产安全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，同时国资出海进入深水区，境外国资管理需从粗放监管迈向精准治理。”田轩指出，此次新设机构，将强化境外资产全链条监管，有效防范境外投资决策失当、资产流失、合规失效等系统性风险，并提升央国企的国际竞争力，推动境外国资实现高质量发展。
董希淼也认为，境外国资工作局的设立除了在监管层面实现“统一归口”外，在企业层面，将倒逼央企强化合规意识，完善境外风控体系，防止国有资产流失，同时推动境外资产布局优化，淘汰低效、高风险项目，聚焦主业与国家战略。在战略层面，将释放同步提升国际竞争力与防范风险能力的鲜明政策信号，体现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背景下统筹发展与安全的战略考量。
搭建差异化监管框架
需要注意的是，境外国资管理与境内监管在监管政策环境、法律与合规体系、政治与地缘环境、市场与经营环境、信息获取难度、执行监督能力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。境内监管依托统一的法律体系与行政权威，而境外监管面临东道国政策不确定性高、法律碎片化、政治环境复杂、信息不对称突出、执法标准不一等约束。
对此，田轩建议，境外国资工作局必须打破传统境内监管惯性，搭建差异化监管框架。
具体而言，首先，推动监管规则与国际合规标准对接，构建覆盖多法域的合规指引体系。
其次，构建专业化、穿透式监管体系，通过专业监管队伍、数字化监管平台与境外资产动态监测机制，实现对重点领域的穿透式监管。
最后，强化跨境协同治理能力，加强与东道国监管机构、国际组织及第三方机构等的常态化沟通协作，对不同法域风险实施分类分级响应机制，对境外资产全生命周期风险进行精准识别、动态预警与闭环处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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